曹操也怕病

我身体不算强壮，却也并非是病弱之人。来澳洲多年，也极少有享受过国家良好的医疗福利。这一次突然就得了感冒。感冒不是大病，但也一样烦人。出门时一把眼 泪一把鼻涕，时而吭哧吭哧咳上一阵子，如老狗吠日。这实在是有辱斯文，也有碍观瞻。如此一来，社交也慵懒了，工作也减少了。怪不得《三国演义》里说，曹操 的头痛病一发作，就马上退兵回去，连天下也不去争了。又说，曹操天不怕地不怕，只怕一个病字。
疾病有时也会令历史改写。据说当年拿破仑兵败滑铁卢，也是因 为患病。而美国十九世纪时的总统哈里斯，只因在寒冬里站着发表了一个多小时的就职演说（他的演说也太长了），受凉感染肺炎，做了三十三天总统就去世了。
人有旦夕之祸福。疾病来时，往往是预想不到的。别以为瘦瘦弱弱的人必定多病，事实上，有些平日壮实如牛的人，也有可能突然得病。有个朋友的朋友，是个外科 医生，专门做肝脏外科手术。一日，为病人开完刀，中间休息喝杯茶。无意识地摸摸自己腹部，忽然觉得肝区有异。隋即做了检查，已是晚期肝癌。很快就西去了。 可见病这东西有时是防不胜防的，是神秘不可知的。人类在疾病面前往往很无奈。
当然也无可否认，经常锻炼身体，使体格强壮，并保持精神愉快，总体来说会更加健康。
谁都知道感冒是小病。但却也是难倒医家的病。感冒对人们生活的影响，对国民经济、对工作带来的危害性，远比人们想象的要严重得多。每一年因感冒请病假损失 的工作日，超过任何一种疾病。据知世界上每年死于流感的人超过两万。感冒也并非象我们理解的那样，感冒就是感冒。却原来，感冒是一种极其复杂的流行病。而 且感冒的种类繁多，又不断变异，连医学专家也感到头痛。一般打个喷嚏流流鼻涕是感冒，令人谈虎色变的禽流感也是感冒。历史上大的流感，曾让千百万人死亡。 史料记载，1918年至1919年的“西班牙流感”导致全球逾两千多万人死亡。1957年的“亚洲流感”造成二百八十多万人死亡。“西班牙流感”的死亡人 数超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
感冒怎么治呢？医生告诉你，不管愿意不愿意，要耐心等待。药物基本是没有用的。西医会给你一些止咳药水，这是一种紫红色的，味道象草莓的药水。而它的效果 也就跟喝草莓汁无异。在这方面，中医中药要比西医西药丰富得多。光是中成药就有许多种选择。如板蓝根、银翘丸、夏桑菊等等。中药止咳药也是有很多种，最简 单的民间单方，以艾草熬汤，又或者喝姜糖水往往就也有奇效。
我的经验是，不管何种感冒，多喝点水才是最关键的。一般的感冒发烧，不停地喝水，自然就痊愈了。
现在也有一种理论，认为感冒并非全无好处。感冒时，可以使身体中积聚的有毒物质得到清除，进一步调整和提高人体免疫力，从而避免生更大的病，避免受到更大的危害。这种理论到底成不成立，当然仍须进一步研究、考证。
但我觉得感冒对人的心灵，倒会是有一点净化作用。这种生命体验，让人更加珍惜生活和生命，体味到身体健康的难能可贵。在病中，就是对生活的目的意义，也会 重新审思。也只有在病中，人们才会暂时放弃对物欲的追求，放松对名利的贪恋。人也会因此而变得宁静和宽容。或许，这就是感冒的好处？

开车故事

澳洲的普通中学设有各种各样的技能课程。这一点实在出乎我们的意料。我们原以为只有文化大革命时的中国学生才要学工学农。谁知澳洲的中学生也是要学工学农的，例如木工、铁匠、电焊、缝纫、烹调、养鸡种菜等等。虽然只是浅浅的学一点，但让学生们打好基础，帮助他们了解社会、认识生活，掌握生存技能，实在不无裨益。
但奇怪的是他们居然没有开设汽车驾驶课程。据说澳洲教育界为此一直在争论不休。其实，设驾驶技术课程是完全必要的。驾驶技术于现代人，其重要性不亚于上述那些技能。在澳洲，许多青少年因不谙驾驶，又出于好奇而胡乱开车，每年死伤以千数计。及早让青少年们掌握驾驶技术，就象让幼儿早日学游泳，对保护他们的生命至关重要。虽然各地都有驾驶学校，青少年可以自行去学习，但终不如在中学校里作为基础课程普及教育为好。
对学开车，我们是深有体会的。刚来澳洲时，看见人家开车，心里就痒痒的，有一种冲动，就想去买一部旧车来玩玩。汽车这种东西，使人有种骑马那样的驰骋欲望。而这种机器的精巧，实际上是人类现代科技的结晶，不由人不生出好奇心。我们都是成年人了，尚且如此，那些青少年们就可想而知了。
我们这些同胞，在国内时大都没有碰过车。机关里虽然有车，那是领导们坐的。偶尔一坐，也由专门的司机开车，连碰也不会让人碰一下。现在有条件自己拥有车了（虽然是破车），就迫不及待地想开车了。
我们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先买车后学车，这是一种本末倒置。我花了一千多元从朋友处买了一部七十年代的日本尼桑，是白色手波车。破是破了点，但绝对能打着火，能上路。朋友把车开到门前大街上，我问他，该怎么点火发动，怎么换档，怎么刹车？他将几个动作示范了一遍，我这才一手交钱，他装起钱就走了。你应该知道，我是没有驾驶执照的。
我们这些留学生同胞许多人都是没有驾驶执照的。大家都是边开车边考。考试的方法也五花八门，走的大都是邪门歪道。无论考笔试还是考路试，都找一个懂的朋友代劳，就是找“替身”。那时的驾驶执照是没有照片的，考官根本拿你没办法。后来，澳洲人被这些移民搞怕了，也学聪明了，驾驶执照上才有了照片。这条路堵死后，也有的同胞试过拿钱贿赂考官，结果反被考官举报，就出事了。
我学开车走的是另一条路。我在街边把车子发动，开始试着用最低档让车子慢慢移动，先前进几米，又后退几米。然后按此种方法，又是前进，又是后退。反复多次后，胆子大了，就开上路了。必须说明的是，这是一条静街，来往车辆很少。我就这样在附近几条街上兜来兜去。但后来还是跟人家的车子碰了一下，原因是我的车速过慢。
我属于无证驾车，不管是谁的过失，我都只得主动承担责任，答应赔偿对方损失。这叫私了，惊动警察就更麻烦了。幸运的是只碰坏了一点点皮，花了几百元就摆平了。我仍然自己开车，后来总算考到了驾照。
现在想起来，这真是万分危险的事，是拿自己和别人的生命开玩笑。事实上有些人也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甚至是生命的代价。据我所知，当时在路上看见我们这些同胞开的车，不管挂了P牌还是没有挂P牌的，不少人其实都是无证驾驶。有些人虽然有驾驶执照，但也不一定真会开车，是找“替身”考出来的。
中国有句话叫“不识者不惊”。这真是无法无天的傻大胆。人命关天就不用说了，要是碰坏了人家的名贵车辆呢？十万八万或者几十万元的呢？后果将不堪设想！赔都要赔死了。
我们虽然也算是饱经风霜的成年人，但我们是一群生活在特殊的时代，成长于特殊环境中的移民。我们习惯于目无法纪，不按常理出牌，不照常规办事。这也是我们慢慢才认识到的。
澳洲的青少年们这样做，则是因为他们太年轻不懂事，好奇，自负，想满足一下冒险精神。而这些莽撞的后果都将是一样的。若是能在中学里开设必修课程，让他们学会驾驶，必将大大减少交通意外事故。

写作种种

“诗情不似潮有信，夜半灯花几度红。”一般人想象中，作家们写作时都是闭门不出，埋头笔耕，窗口灯光彻夜不息。作家们叼着大烟斗，云天雾地的。
实际情况又如何呢？就我所知，他们的写作习惯也是千差万别。据说海明威是站着写作的，一坐下来灵感就没有了。而有的作家写作时就要喝浓浓的咖啡，如巴尔扎克。他写作时可以不吃饭，但咖啡是一杯连着一杯地喝。鲁迅则是吞云吐雾，写作时烟不离手。因为抽了太多的烟，他的肺一直不好，并死于肺病。
一般而言，大部分人在写作时都不喜欢有人在旁边观看。这好比母鸡生蛋，有人看着是生不出来的。中国宋代有个诗人，写作时喜僻静。每动笔，要家人、妻子尽皆回避，“连鸡犬也驱之于外”。这样兴师动众的，搞得鸡犬不宁，可惜他传世的作品并不多，并没有写出什么好作品来。倒是他这种独特的写作习惯传说至今，成为文坛轶事。这是他意外的收获。
古时还有一个“江西诗派”的诗人陈师道，他写诗也是苦吟苦思，与众不同：“平日出门，觉有诗思便急归拥被，卧而思之，呻吟如病者，或累日方起。”这样写作，也真是不容易。
近闻悉尼作家奥列、吴棣两位仁兄，大部分作品却是在火车上写出来的。据他们说，一来是每天上班下班时间在火车上无聊，二来他们喜欢车厢那种环境，火车行驶中的隆隆声响，正好给创作注入节拍。另外，每天面对形形色色的乘客，能触发创作灵感。
话虽如此说，但我想这里面多少有点苦涩与无奈。虽然他们没有说出来。新移民群体中的作家大都是业余写作，他们也要打工，要做生意。首先要解决衣食，解决生活，然后才是写作。所以，他们的文章都是在工作之余“挤”出来的。
如今，在电脑时代，作家们的写作习惯又面临着很大的改变。汉字的信息化处理，使作家们不得不放下传统的笔，转而去学习键盘打字。这是一场文字的革命，也会是写作习惯的革命。比如说，海明威一类站着写作的作家，就必须坐下来了。
从理论上说，这样的革新将减轻作家的劳动强度，提高工作效率。电脑打出来的文章也整洁、美观。而用笔写稿、抄稿都是很辛苦的劳动。在国内，我知道有些作家因写作而损伤手指或手腕。但汉字的处理与英文完全不同，打英文只要会二十六个字母就行了。而汉字处理多了一道工序，目前几种输入法，都要求操作者技术非常熟练。较为便利的是汉语拼音输入，但这又难倒了普通话不准确的人。然无论如何，这一关也是要过的。
就也有的作家硬是改不过来。他们一旦放下笔，就觉得六神无主，灵感都不见了。他们很难想象，没有了笔，怎么能写作。传说中，当年的江郎梦见彩笔被人收去，以至江郎才尽，从此写不出文章。
还有一种智能打字，方法更简单，只要你对着电脑用口说出来，一头就打出文章来了，这是名副其实的“出口成章”。就是口音不标准的人也没有关系，可以预先输入你自己的声音编好程序，这样就解决了问题。即使是口吃的人，五音不全的人也能打出正确的文字来。
也不是谁都能使用这种新技术来写作。难就难在，写作是那么一种特殊的创造性劳动，文字表达与口头表达往往有很大的差异。有人有口才无文才，有人刚好相反，口讷笔犀。
看来，作家们该怎么写的还会怎么写，想如何写的就将如何写。写作最看重的是自由。

想起路遥之死

许多人不知道，笔耕之苦，有时甚于农耕。农夫劳作一天，倒头便睡。次日早起伸伸胳膊又是一条好汉。而笔耕者为使诗文臻于完美，为写出惊世骇俗之作，往往呕心沥血，伤筋痛骨，付出难于想象的代价。
古时的诗人们创作时斟字酌句，“为求一字顺，捻断几根须”，是何等的专注。“两句三年得，吟罢泪双流”，是多么的执著。“僧推月下门，还是僧敲月下门？”是那样的一丝不苟精益求精。一句话，绝对是辛苦活儿。
至于那些炮制宏篇巨著的大匠，写出史诗绝唱的名家，则往往是日以继夜，废寝忘食，卧薪尝胆，过着自囚式的生活。待他们的作品写成，已是形容憔悴。掉几十斤肉，青丝成雪，是常有的事。曹雪芹写《红楼梦》，披阅十载，血泪凝成。歌德写《浮士德》，历时三十几个春秋。有的作家生命之灯亦因此而燃尽，甚至有的文章未就而人已离世，留下千古遗憾。
那些文学巨匠们对事业的追求与献身精神，永远值得我们钦佩。没有他们崇高的献身精神，世上就没有那么多宝贵的作品。这些作品实际上也延续了作家的生命，这些作家的名字和他们的作品共同光照万世，永垂青史。
陕西作家路遥，也是因闭门写作他的长篇《平凡的世界》，心力过度，积劳成疾，英年早逝，走完他并不遥远的人生之路。我与他还有点因缘关系，《平凡的世界》上篇我是责任编辑。我也是他的忠实读者，以前就读过他的获奖中篇小说《人生》，并为之所吸引、感动。后来才知道，书中主人公高加林的形象，即是作者自己的写照。路遥的生活道路也象高加林那样艰难曲折。也是心气颇高、生性要强。据说当年《人生》的发表，也有个小插曲。此稿连投几个刊物均遭退稿。在几乎绝望时，他到西安附近的鸡鸣山古寺求签。得吉签云：“鹤鸣九霄”。于是再投出去，终于一鸣惊人。
而《人生》的成功，又变成一种重压，他就是背着这个重负不断去超越自己，以至不堪其重，倒了下来。传说他是带病闭门写作（有肝病），以馒头清水度日，又不注意休息。这简直就有点玩命了。
依我看，《平凡的世界》虽然获得茅盾文学大奖，但实际上其文学价值并不如我们期望的那么高。与作家自己付出的代价相比，更是不能等值。路遥作为现代作家，在这个多元社会里可以有更多的生活选择，作适当的精神调节、思想放松。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把节奏放慢一些，《平凡的世界》晚写出三、五年，仍然不影响其价值。或许，再好好磨一磨，作品将更臻完美。
可见文学创作之事，也不要勉为其难。作家的身体条件、才气也是有一定差别的。有的人下笔万言，立马可待。有人是老君炼丹，三年一炉。再就是要看得开。自古文坛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赶旧人。有如大浪淘沙，总是有人落伍，有人走在前头。
创作也有点象马拉松长跑，但这种马拉松有其特殊性，实在跑不动时，就无妨找个地方坐下休息。她的成功与胜利，不在争分夺秒，不以时间决胜负。哪怕是十年二十年磨一剑，磨出来的就可能是一把好剑、宝剑。

文章千古事

读到一篇文章，说现在国内最尴尬的人就是作家。所谓尴尬，大概是言其穷酸也。还有种说法是：穷得象教授，傻得象博士。说这种话太刻薄，也太缺德。
曾几何时，作家作为一种特殊的职业一直被人们所崇敬。只因在商品大潮中，社会结构、经济结构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社会分配不公，作家们（包括其他一些从事脑力劳动的人）的劳动报酬得不到相应的提高，为那些轻薄者所嘲弄。
但此种情况并非只是中国所独有。世界最富国瑞士也做过有关调查，结果表明国民中最穷的人是作家。法国十九世纪文豪巴尔扎克是高产作家，但也穷得常常举债度日。有个笑话说，某夜小偷进入他屋里，翻箱倒柜找钱物，巴尔扎克醒来，笑道：朋友，别枉费心机了。我白天都找不到，你晚上怎能找到？
文学是艺术。艺术的特点决定了她的生产永远不能跟上现代化的步伐。与其他产业相比，文学创作的生产过程始终停留在最原始的阶段。这种创造性的智力劳动只能有限度地生产，就是电脑写作也是一个个字敲出来的。任何大量生产的文学作品，必不是精品。
我们知道，歌德的《浮士德》，曹雪芹的《红楼梦》都是几乎穷其一生所作。高行健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主要作品《灵山》也是他历时七八年写出的心血结晶。许多成功作家都承认写作之艰辛。路遥为写《平凡的世界》而耗尽了生命。据说当他写完最后一个字时，竟掷笔嚎啕大哭。
巴尔扎克说，天才的作品是用眼泪灌溉的。
这样的艰难，真不是局外人能理解的。既然那么辛苦，挤出的是奶和血，得到的是一把草，为何还有人搞文学？文学的价值究竟在哪里？
我们知道文学是精神产品。精神产品的价值很难量化，更难于用金钱去衡量。
首先，文学创作是作家自我价值的高度体现。这从古人的文学创作中最能说明问题。古时没有稿酬，写作非但得不到钱，还要花费纸张笔墨和时间。但是创作为作家（诗人）提供了这种高级的精神活动。他们将心中激情以诗词歌赋的形式喷发出来，将胸中块垒诉诸笔端。于是豪情得到抒发，感情得到宣泄，智慧结为花果，精华凝聚，思想成为结晶。
这就是文学。真正的文学是作者以心血与生命和智慧熔铸而成，这种作品就是蚕死后留下的绚丽丝绸，流星消陨后留下的灿烂光辉。
理解了这一点，就会明白杜甫那“两句三年得，吟罢泪双流”的个中滋味，就会理解苏东坡“诗从肺腑出，出辄伤肺腑”的感受。
文学的社会价值又应如何理解？
说文学能兴邦安国，显然是夸大了。但文学的社会价值同样是无形和无价的。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人有较高层次精神生活需求。从“吭唷吭唷”的劳动号子，从口头文学开始，人类就再也没有离开过文学。文学作为精神食粮，已为人类生活必不可少。许多现代人以为他们不沾文学，其实他们天天接触的影视艺术的母体都是文学。就是只听听歌，歌词也是文学。毫无疑问，文学艺术将伴随着人类直至永远（变换的只是载体和工具，例如纸张变成网络）。
人类创造了文学，文学积聚了人类的智慧与精华而后又以此反过来哺育人类影响人类。除了娱乐功能，文学作品对人类（尤其青少年）的思想修养及道德品格形成影响甚大。例如，象《三国演义》、《水浒传》这些中国古典名著，历史性地影响着整个中华民族乃至别的亚洲民族的道德价值观、行为准则和做人处事规范。中国的唐诗宋词，千百年来一直陶冶着中华民族及一些别的东方民族的性情，影响着人们的审美趣味和文化情操。这样的事例在中西方都可以列举很多。说文学是人类成长的乳汁也不为过。
人们都听说过“洛阳纸贵”的典故。一篇佳作面世，引起举国轰动，人人争相传阅的盛况，应是文学价值的极致。文学有时也还真的与国家兴亡有关。传说宋时柳永作《望海潮》一词，描述当时汴京（杭州）之盛况，因其中佳句“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使得金主完颜亮闻歌欣慕，兴兵南犯，造成战争灾难。
现代社会因文化生活的多元与丰富，文学作品很难产生以前那样的轰动效应。然文学艺术已象空气和水，为现代人类所不可或缺。与此同时，人们就也象无视空气和水的存在那样，轻视文学艺术。稿酬之低，有着复杂的社会原因。但空气再不值钱，人们也没有理由贬低空气的价值。
不过，话说回来，人世间一切荣华富贵、功名利禄都是过眼烟云，瞬间即逝。只有文学，好的文学作品能流传后世。有些学界名流就曾表示：他们的荣衔名位都不值一提，平生最大愿望就是能有一首诗作或一篇散文流传下来。
当然，文章能否传世，则须由读者，由历史去决定了。

从《根》的根谈起

贫无义士持金赠，病有高人指药方。锦上添花常有，雪中送炭难逢。人们只是在武侠小说中，常见到些绿林好汉非常慷慨地赠送一封封的金银给有需要的人。大侠们劫富济贫，替天行道，他们的金银都是从富人家取来的。轻功好的话，就如同探囊取物。当然更轻易的是武侠小说作家，这些情节都是小说家的笔上功夫。
但也不是说，这种事绝无仅有。生活中，持金相赠的人，雪中送炭的人还是有不少的。
许多人都知道《根》这部获普利策文学奖的著名小说。据作者亚历克西·黑利自述，他的祖上是奴隶。因祖母的坚持，父亲勉强上了学。但因买不起课本，他面临退学的危机。一个偶然的机会，彻底改变了父亲的命运。当他在火车上做兼职服务员时，因一杯牛奶的服务（也许他的服务确实很真诚很认真）得到一个叫鲍尔斯的富翁赏识，他获赠一笔金钱，使之顺利地完成学业。
正是因为这一笔金钱，黑利家族从此成为书香门第，亚历克斯就出生在有着浓郁知识氛围的的家庭，而不是成为又一个小佃农。每忆及此，亚历克斯都感慨万千，十分感激那位慷慨援助的鲍尔斯先生。
由此我们知道，对困难中的人们伸出援手，具有何等重大的意义。这种事例，古今中外都不鲜见。只不过人们关注的都是那些成功者。只有那些飞黄腾达，在历史上曾经显赫的人们，才被传为美谈轶事。例如，汉代开国名将韩信，年少家贫，不得饱腹，常得缥母施以粥糜度日。韩信发迹后，以重金相报。只因韩信发迹，才得缥母留名。
当然，其间可能有更多的受惠者，也许有韩信之心，却无韩信之力。天下缥母何其多，而韩信极少。举例说，从大陆来澳的新移民，尤其那些以留学为途径移民的朋友，不少人都接受过别人的资金帮助。想当年来澳时，中国还没有如今天那样“一万两万毛毛雨，十万八万刚起步”，那时节是一觉醒来解放前，人们每月工资就几十元。筹那一笔学费是天文数字。少不得就要上借下赊，求亲告友。有些人就在这一关卡住，破了出国梦。据说一个上海同胞的学费共由三十九位亲友借出。这是一个多么庞大的筹款工程！想来，类似的筹款过程中，肯定也出现过不少感人的赠金事件，也会有慷慨的中国鲍尔斯先生们。
后来的情况，许多新移民同胞安定下来，也回国旅游探亲，顺便就将借款还了。虽不能滴水之恩以涌泉相报，但感激之情溢于言表，对当年雪中送炭式的帮助，也将终生难忘。
但事情也就这么过去了。
可以预见的是，如果将来这些同胞中出现了李嘉诚那样的巨富，或亚历克斯那样的名人，那些赠金故事就会流传千古，让后人感叹。历史是由人民大众谱写的，但历史记载下来的，就只有英雄。
无论如何，向困难的人、有需要的人伸出援手，是难能可贵的。在你也许只是举手之劳，却为别人解决了天大困难。对你来说这笔钱可能只是可多可少的身外之物，对别人则可能是救命的灵丹。在你也许只是一闪善念，解除的却是别人的燃眉之急，是别人为之寝食不安、生不能生死不能死的困境绝境。因为这一闪善念，有时甚至救了一人或全家的性命。
圣经说，施也是福。施者确实也能从中得到美感享受，使精神得到升华。在澳洲和西方国家，有许许多多的慈善机构，对需要的人们施以援手。他们以施为乐，不希回报。台湾也有个“慈济”组织，做了大量的救援工作，善名远播。香港人每年捐出的善款按人口比例也在世界前列。人间自有真情在。这些现代侠士们出手更大方，救助的面也更广。
帮助人之后，许多人都不愿再提起。但受过帮助的人往往永世不忘。他们的生命中承受过善之甘露，必将在心灵里萌出爱的花果。他们也将懂得如何去爱人，帮助人关心人。忘恩负义者，过河拆桥的人毕竟是极少数。

一字值千金

在中国有句一直广为流传的话叫“一字值千金”。这句话常让读书人亢奋不已。与“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一样，这话激励着学子们奋发图强，日夜苦读。
文字能否以数论价，象别的货品那样，以斤两、尺寸、条块来计钱？一个字到底值多少钱？答案是肯定的。
历史上，一字千金的故事还是有不少的。如司马迁《史记·吕不韦传》就记载有这样一个故事：秦朝丞相吕不韦让门客编写了一部《吕氏春秋》。书编好后，吕不韦在咸阳城门上贴出告示：“能在此书中增减一字者，赏千金。”一字千金的来历，大约即出于此。
唐时玄奘和尚取经回来，太子李治写文章记述玄奘的功绩，唐太宗亲自作序。并从王羲之的字迹中找出字来刻碑，但是他们自己手头的字体不够。于是贴出寻求王羲之墨迹的文告，凡献出碑文所须的字者，每字可得一千两白银。
在现代，要说真是一字千金，那么只有书法家的字才能达到。名气大的书法家，一字万金尚难求，并非是谁叫他写就写的。也不是他们不喜欢钱多，而是因为有了这种价码，就有了相应的身份和尊严，也要有相应的保护措施。他们如果有求必应，天天写，不停地写，谁交钱就写，这字慢慢就会失去价值，变得不值钱了。这与某些高档商品的限量生产是一样道理。
如果以作家的稿费来说，文章的确是以字计价的。通常是以千字为单位计算。以中国的情况，以前是每千字几元钱，后来是几十元、几百元不等（版税又是另外一种情况）。据说目前最高记录是张抗抗的一篇散文，在深圳的一次拍卖会上夺得高价。虽不是一字千金，但也是一字百金了。可惜只是篇短文，否则张抗抗就发财了。
所以对作家来说，一字千金始终只是一句形容词，一种象征意义，是一张永远不能兑现的支票。人们往往形容某人的文章写得好，就说是一字千金。但真的要给钱时，说的人就不认账了。中国文化中，有些东西也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提倡尊师爱道，说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一字值千金，对文人和学识极为推崇。一方面又从骨子里瞧不起读书人的穷酸，鄙视读书人“文章满腹，不如一文钱”。并认为百无一用是书生。说到底，还是因为文字不值钱，让文人抬不起头来。要是真的一字千金，谁敢为难读书人？
传统中国文人在对钱的问题上，也常常是自相矛盾。旧时文人甚至羞于谈论金钱。说到钱时，他们往往用别的字眼代替，例如什么“孔方兄”、“阿睹物”之类（有人做过统计，钱的别名很多）。钱包没有钱了，就说是“囊中羞涩”。教书收点钱，也说是“束修”。高谈阔论时则口口声声说是钱财如粪土。好象钱是垃圾，钱带有爱滋病毒。
实际上他们也是爱财的。穷困潦倒时，看到地上一文钱也会捡起来。有时候，一文钱也就难倒读书人。许多人寒窗苦读，还不是为了将来当官拿俸禄？就是那些贪官污吏，算来也是读书人。
现代的文人，对钱就很现实了。经商的经商，下海的下海。就是那些没有下海的，也把文字尽可能的利益最大化。将作品转化成影视产品，一经“触电”，文字含金量就不同。玩得转的人们，也早就腰缠万贯了。还有那些文化专业户，用剪刀浆糊剪剪接接，居然也是身家千万百万。
而一些畅销书作家（通俗小说、武侠小说等），真正以文字卖钱，是文人中的大款。他们拿的版税，虽还不到一字千金，但也是一字十金、百金。作品一版再版，就是日进斗金了。
至于其他作家，例如纯文学作家（什么是纯文学，这里暂不去讨论），仍是低收入阶层。一字一金也难于达到。值得一提的是，社会上有些热心文学事业的人士，成立了各种基金会，资助和奖励文学创作。例如美籍华人作家聂华苓等组建的世界华文笔会，即为中外华文作家们提供了不少帮助。中国及香港一些富豪也相继成立了几个基金会，以奖励文学创作。这当然是大好事。但这也使文学跳不出依附的阴影，受的是嗟来之食。
我们这些海外作者，则大都把写作当作一种业余爱好。中文媒体和出版业本就不易生存，肯定也就无法支付高稿酬。这样，写作又回归到古时那样，是一种消遣，是个人抒发情感、排解郁闷的手段。澳洲政府也有一种创作基金，用来资助从事创作的文学艺术家们。但名额有限，僧多粥少，并非人人都能申请到。
在海外写作，一字千金是更不可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