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医学先进,目前除了脑袋,人体什么器官几乎都能移植。也就是说,人身上什么地方损坏了,不能运转了,换个新的(准确的说是二手货),就象汽车的零件坏了换一个新零件。传说在前苏联,连脑袋移植也试验过,也成功了,但是这个“人”的归属问题没法解决。比如将一个科学家的脑袋移植到另一个年青人的身体上,那么这人是谁?
无论如何,人体器官移植技术的突破,大大造福人类。许多病人因此重获生命,得到新生。世界各国的医院都有很多病人在排队轮候器官移植,其中需求量最多的,是肾脏,其次是肝脏。心脏移植目前技术上还没那么成熟,成活率较低,敢于去换的人相对要少。能做这种手术的医院和医生也少。而肾脏移植的成活率相当高。加上肾这个零件特不经用,可能是因为它处理的是身体排出的污染物质,所以也就腐蚀得厉害,坏损得快。中医就有“十男九(肾)亏”的说法。中医认为肾与男人的性直接有关,所以耗损大,而女人的肾就要经用些。
技术问题好解决。最大的困难是器官来源。你要换个零件,但这个零件是要从别人身上取下来的。除非别人死了,否则是难于从他们身上割器官的。换了你,你也不肯。所谓“与虎谋皮”,极言其难。与人谋器官也是一样难的。目前主要是从一些死者身上得到器官,例如有人因车祸或别的原因失去生命,其器官就是最佳的移植来源。在西方国家,捐赠器官已成制度,一般驾驶执照都有写明是否器官捐赠者。但这是自愿的。我和我的家人都是器官捐赠者,因为想到万一发生这样的事,这些物件都是带不走的,留也留不住,留着也没用处。
因为这种零件的稀少,所以就存在一个这方面的市场。这也符合市场规律。其价格各地不等,贫穷地区价格就低一点,富裕国家就卖得贵一些。一般情况下,一个肾的国际市场价格约须几万美金。由于有利可图,所以就也有活着的人愿意出卖器官(当然是走投无路的穷人)。好就好在,人是有两个肾的,一左一右,在腰部的两边。医学上认为,把其中一个取出,保留一个,对身体影响不是很大(谁知道是不是)。当然即便这样,要开刀做手术,血淋淋取出一个肾,还是不那么容易的事。不是穷人绝不去做这种事。不过也有例外,有些人为了挽救亲人,实在买不到时,就自愿取出来救人。这样做的人往往为社会所颂扬。同样割去一个肾,拿去卖钱的就不能享有那种荣誉。
据说在印度,这一市场较为活跃。有些穷人为生计,比如给孩子交学费,养家糊口等,男人就大义凛然的出卖自己的肾。不就一个肾么,割掉一个还剩一个。有了这样的卖方市场,就也有人将人体器官走私到国外,这样可赚得更多的钱。目前人体器官的黑市走私累禁不绝。在中国,过去的器官来源主要靠死刑犯。反正处死了,把器官拿出来救人一命,也是将功赎罪,胜造七级浮屠。我不认为这样做有何不好。但是这里关系到两个问题。一是这个死刑犯是否真的该死。二是他(她)本人及家属是否同意。这就关系到人权、人道主义的大问题。据报纸资料显示,在文化革命时,有的“政治犯”蒙冤被处死,死前活活的取出器官供移植用,连麻醉药也不注射,叫声就象杀猪那样。
近年来经济搞活了,中国也出现器官买卖市场。报载北京协和医院的男厕女厕,墙上即有大量出卖人体器官广告,主要是肾脏(因为肾有两个,只有一个的东西谁也不敢卖)。报上也看到过,某市街头有人身上挂一块牌子,明码实价卖肾,谁要买就跟谁上医院,就开刀。据信这些都是进城的民工。看来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社会绝不能忽视了那些弱势群体。一段时间不断有人失踪,就传说有不法之徒走私人体器官,将人宰了,器官冷藏走私出口,听得人毛骨悚然。
另外,有了器官来源,应如何安排分配,这么宝贵的东西先给谁?同样是复杂的事情。在澳洲和西方国家,一般是由专家小组评估,谁的病情最严重,谁最迫切需要,谁就排在首位。这是医学道德的基本底线。顺便说一句,在西方国家是禁止买卖人体器官的。在香港,因为是一国两制,也是遵从这种原则。香港通常约同时有几千名患者等待肾脏移植。要排队轮候的话,不知等到何时何月。因此,那些有钱的病人都纷纷到中国内地去移植肾脏。价格也较便宜,真正价廉物美。如曾宪梓先生那些富翁,都是到广东换的肾脏。据说只要有钱,分分钟(广东话,隋时的意思)能换到。于是有些香港人便感慨万千,还是祖国好,在资本主义社会有钱也买不到肾。
但是人类的科技发展无止境。医学界最终也会找出器官移植的替代品。有人研究过用猪的器官移植人体,因为猪的器官与人体器官特别接近(奇怪为什么不是猩猩类?)。所以骂人是猪不无道理。可惜的是效果终不理想。目前最有可能成功的是杆细胞培植。相信以后人们就可以象工厂生产那样,随心所欲制造出各种人体器官,隋时换下不好的零件。这样就再也不要二手货了。直接取自人体的器官买卖也将成为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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