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中的巴金

我这里所说苦难中的巴金，并非是指在文化大革命中受难的巴金，而是说躺在高干病房中的巴金。但是巴金老人的这种苦难实在不亚于文化大革命中的苦难。
干净而漂亮的病房，现代化的医疗设施，芳香馥郁的鲜花，这一切都掩不住巴金老人的精神和肉体痛苦。他已经是百岁老人，体质虚弱，百病缠身。他的血压时高时低，甲状腺功能减退。兼有低钠综合症、急性心率衰竭、心率失常、呼吸衰竭、胸积水、贫血症、败血症等。
这些一系列的并发症使他呼吸困难，缺氧，大脑和许多器官功能衰竭。为了吸痰，只能用一根管子长期插在他的鼻孔里。嘴合不拢，下巴脱了臼，就又做了气管切开，用一架呼吸机帮助他呼吸。
他已经不能吞咽，因为吞咽会反流引起感染。所以，进食是通过鼻管，一天分六次打入胃里。他的生命是藉由机器在运转和维持。
这就是我们在报上看到的巴金的现状。
显然，人们看到的，已不是那个总是面带微笑的作家，不是那个慈祥睿智的老者，而是个浑身插满管子，面目全非的怪物。据报道，巴金每天唯一的活动，是让主治医生和护士帮助抬抬手，然后又无力地放下。他已有口不能言，有思想不能表达，他活着，却不能动，生不如死。
这样活着简直是一种痛苦折磨和煎熬。对他来说，这不知是天堂还是地狱。在他还清醒时，他自己就认为，这是一种非人的生活！这种痛苦和他在文革时的痛苦回忆交织在一起，无情地折磨着这位老人。巴金曾多次向家人提出过安乐死。但遭到家人和医生的反对。为此事他还发过火，认为这是不尊重他。他说这样活着对他是一种惩罚。他已经躺在医院里好几年了。
当然，安乐死目前仍是有争议的话题。但对巴金来说，根本不存在这样的争论。按照医学界的惯例，象他这种病人不需要借助任何药物安乐死。只须停止治疗用药（镇痛药除外），就能使他安然离世。
但在中国，事情就不是那么简单。巴金仍然是名义上的作家协会主席，以及担负着包括政协副主席在内的许多职务。一个政治人物的生死往往就由不得他了。这关系到大局，关系到政治的稳定。巴金作为中国文坛泰斗，他的活着至少是一种繁荣、安定的象征。中国文学艺术界需要这种安定，中国社会同样需要这种安定。这是人治社会的一个特点。在此之前，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在最后的日子里都是这样过来的。但没有谁象巴金那样捱得如此之长。这是他的荣耀也是他的灾难。很显然，巴金是在为别人活着，为政治活着，他这是一种残忍的付出，是在牺牲自己。
如果说这纯是基于人道主义的原则，倒也罢了。但是众所周知，现在国内的医疗条件仍很差，千千万万的农民连起码的医疗保健都没有。医院都向钱看，许多急切需要治疗的人都得不到应有的治疗。有些抬到医院门口的急诊病人，因为无钱而被拒之门外。对巴金及巴金们的特种治疗，纯是在浪费医疗资源，浪费人民的血汗钱。据有关报道，占人口比例极小的一部分高级官员，占有着很高比例的医疗资源。医疗资源的分配和使用严重不公平。
巴金老人真是可怜。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受尽了精神和肉体痛苦，那时是无可奈何。如今身居高位，依然受尽精神和肉体的折磨摧残，同样是出于无奈。这不由使人想起他的夫人萧珊女士。她在文革中受到打击迫害，又罹患癌症，在最需要治疗的时候，却得不到治疗，过早地离开人世。而巴金实在是不需要这种多余的治疗，但又无法摆脱。
当然，有些人也许是出于对他的爱戴和尊敬。但这些人没有意识到，这等于是剥夺了他的自由和权利，等于是在害他。我也爱戴他，但我却情愿让他安静地乘鹤西去，而不愿看到他象个木乃伊那样躺在那里供人观赏。毕竟，他承受着常人也难于承受的肉体精神痛苦。
真想在此叫一声：饶了巴金！救救巴金！
（写于巴金在住院的日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