殉道者

最近读了一本中国青年学者万同林所著关于胡风案的书《殉道者》。翻开这样一部书，就象翻开了血淋淋的历史。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遭受的苦难历历如在眼前。
时移物转，沧海桑田。如今的中国已是天翻地覆，胡风也已彻底平反。历史证明，胡风是中国知识分子中的精英，新时代的普罗米修斯。他以先知先觉的警醒，预示了六、七十年代中国文化的沙漠化灾难，预言了中国知识分子面临的浩劫。而他自己则在大劫到来之前先进了炼狱，在牢中苦度了二十八年，受尽非人的折磨，经受着从思想到肉体的煎熬。他的身体在狱中因痛苦而消蚀衰亡，思想之花也连同枝叶根茎一起在严冬里凋谢。这样一个铁骨铮铮的硬汉子，最终神经也崩溃了，至出狱时精神已经错乱。
然而受害的不仅仅是胡风一人。因与胡风有一面之交，或有过片言只字的联系，或为他说过一句公道话，或在他主办的刊物上发过一首诗的知识分子、干部群众，几乎无一幸免。据官方公布，受牵连的达两千多人，遭逮捕入狱的就超过两百人。这与历史上例如明清两代的文字狱相比，不遑多让。而胡风也就是对当时的文艺政策提出意见，说出自己对文艺方针、创作自由的不同看法而已。历史是何等冷酷，这些事才刚刚过去几十年，现代人真是不可思议。
令人欣慰的是，《殉道者》一书的作者是位年仅三十多岁的青年学者（1966年出生）。其思想之深刻，对历史理解的透彻，眼光之敏锐，让人叹服。都说如今人欲横流，这个时代的年轻人都在名利场中打滚，许多人对这些事都所知不多，认识肤浅，或者说是根本就没有兴趣，不想知道。读了此书于是明白，年轻人中仍是有些仁人志士在反思，而且是作更深层次的反思。他们年轻，就少些顾忌，不再为什么“尊者讳”，而是直言快语，实事求是，黑就是黑，白就是白。又由于隔了些年代，有了距离感，经作者梳理排列出来的历史事实，显得更加真切。读这样的史实，颇有点黑色幽默的味道，唯又辛酸得让人想哭。
原来在当年的批胡风运动中，几乎所有文艺界的名人都参与了。有的名字，是我们今天难于接受，不愿看到的。郭沫若、周扬等人就不用说了。就是连老舍、巴金、茅盾、冰心、曹禺、翦伯赞、钱伟长、冯友兰、王若望、王元化、秦少阳、丁玲、李希凡等人都曾落井下石，写了措词激烈的批判文章，共同参与了对胡风的迫害。现在的人们总是喋喋不休地述说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如何受到打击迫害。而打击迫害知识分子的，正是这些知识分子！下狠劲整知识分子的，也是这些知识分子！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死穴。
我们今天当然没有权利去指责他们。但他们自己后来吃到了苦果。他们先后步了胡风的后尘，有的人甚至比胡风还惨，也有些人失去了生命。事实上，胡风案与后来的反右、文化大革命是一脉相承的。胡风案已为文化大革命做好了准备和铺垫，埋下了伏笔。在这个意义上说，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成了最后的审判。中国知识分子自己为自己挖好了坟墓。
在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使用的批判语言，大都可在批判胡风的文章里找到。而文革中有些批判他们的文章，连标题都与当年他们批判胡风的一模一样。例如批判周扬的文章，仅仅是将胡风的名字换成周扬罢了。红卫兵们从小生长在那种环境，耳熏目染，这种批判斗争方式已是无师自通。作者在书中写道：“这能怪他们（红卫兵）吗？”这种教训太深刻了。作者并解嘲地认为，这就是报应，这就是宿命！
这也不能仅仅以“剃人头者，人亦剃其头”这么简单去解释。整整几代的知识分子都值得深切反思。巴金老人就曾多次痛心疾首谈起这些往事，表现出深深的自责和内疚。可惜象巴金那样的知识分子太少了。
除了当时的特殊政治环境造成人的心灵扭曲，应该承认这样一个事实：中国知识分子传统上缺乏独立的人格意识，本身太懦弱，骨头太软，在强权面前只知服从，唯唯诺诺。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太功利，过分追求名利，往往为追名逐利而丧失良知。中国知识分子这些弱点，究竟是源于民族文化，还是源于别的因素，现在不少人都在探讨研究。在此就不多谈了。而对这些历史作深刻反思，则是每一个知识分子都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