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字值千金

在中国有句一直广为流传的话叫“一字值千金”。这句话常让读书人亢奋不已。与“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一样，这话激励着学子们奋发图强，日夜苦读。
文字能否以数论价，象别的货品那样，以斤两、尺寸、条块来计钱？一个字到底值多少钱？答案是肯定的。
历史上，一字千金的故事还是有不少的。如司马迁《史记·吕不韦传》就记载有这样一个故事：秦朝丞相吕不韦让门客编写了一部《吕氏春秋》。书编好后，吕不韦在咸阳城门上贴出告示：“能在此书中增减一字者，赏千金。”一字千金的来历，大约即出于此。
唐时玄奘和尚取经回来，太子李治写文章记述玄奘的功绩，唐太宗亲自作序。并从王羲之的字迹中找出字来刻碑，但是他们自己手头的字体不够。于是贴出寻求王羲之墨迹的文告，凡献出碑文所须的字者，每字可得一千两白银。
在现代，要说真是一字千金，那么只有书法家的字才能达到。名气大的书法家，一字万金尚难求，并非是谁叫他写就写的。也不是他们不喜欢钱多，而是因为有了这种价码，就有了相应的身份和尊严，也要有相应的保护措施。他们如果有求必应，天天写，不停地写，谁交钱就写，这字慢慢就会失去价值，变得不值钱了。这与某些高档商品的限量生产是一样道理。
如果以作家的稿费来说，文章的确是以字计价的。通常是以千字为单位计算。以中国的情况，以前是每千字几元钱，后来是几十元、几百元不等（版税又是另外一种情况）。据说目前最高记录是张抗抗的一篇散文，在深圳的一次拍卖会上夺得高价。虽不是一字千金，但也是一字百金了。可惜只是篇短文，否则张抗抗就发财了。
所以对作家来说，一字千金始终只是一句形容词，一种象征意义，是一张永远不能兑现的支票。人们往往形容某人的文章写得好，就说是一字千金。但真的要给钱时，说的人就不认账了。中国文化中，有些东西也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提倡尊师爱道，说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一字值千金，对文人和学识极为推崇。一方面又从骨子里瞧不起读书人的穷酸，鄙视读书人“文章满腹，不如一文钱”。并认为百无一用是书生。说到底，还是因为文字不值钱，让文人抬不起头来。要是真的一字千金，谁敢为难读书人？
传统中国文人在对钱的问题上，也常常是自相矛盾。旧时文人甚至羞于谈论金钱。说到钱时，他们往往用别的字眼代替，例如什么“孔方兄”、“阿睹物”之类（有人做过统计，钱的别名很多）。钱包没有钱了，就说是“囊中羞涩”。教书收点钱，也说是“束修”。高谈阔论时则口口声声说是钱财如粪土。好象钱是垃圾，钱带有爱滋病毒。
实际上他们也是爱财的。穷困潦倒时，看到地上一文钱也会捡起来。有时候，一文钱也就难倒读书人。许多人寒窗苦读，还不是为了将来当官拿俸禄？就是那些贪官污吏，算来也是读书人。
现代的文人，对钱就很现实了。经商的经商，下海的下海。就是那些没有下海的，也把文字尽可能的利益最大化。将作品转化成影视产品，一经“触电”，文字含金量就不同。玩得转的人们，也早就腰缠万贯了。还有那些文化专业户，用剪刀浆糊剪剪接接，居然也是身家千万百万。
而一些畅销书作家（通俗小说、武侠小说等），真正以文字卖钱，是文人中的大款。他们拿的版税，虽还不到一字千金，但也是一字十金、百金。作品一版再版，就是日进斗金了。
至于其他作家，例如纯文学作家（什么是纯文学，这里暂不去讨论），仍是低收入阶层。一字一金也难于达到。值得一提的是，社会上有些热心文学事业的人士，成立了各种基金会，资助和奖励文学创作。例如美籍华人作家聂华苓等组建的世界华文笔会，即为中外华文作家们提供了不少帮助。中国及香港一些富豪也相继成立了几个基金会，以奖励文学创作。这当然是大好事。但这也使文学跳不出依附的阴影，受的是嗟来之食。
我们这些海外作者，则大都把写作当作一种业余爱好。中文媒体和出版业本就不易生存，肯定也就无法支付高稿酬。这样，写作又回归到古时那样，是一种消遣，是个人抒发情感、排解郁闷的手段。澳洲政府也有一种创作基金，用来资助从事创作的文学艺术家们。但名额有限，僧多粥少，并非人人都能申请到。
在海外写作，一字千金是更不可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