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容是金

说到宽容，就会使人想起弥勒佛。佛祖旁边的楹联写着：“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笑口常开笑天下可笑之人。”佛的宽容是无边的。
但那毕竟是佛。凡人要做到宽容并不容易。说起宽容，我就不由想起2001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南韩前总统金大中。抛开政治上的见解、是非不说，金大中为人之宽容大度，确很令人赞叹和钦佩。
金大中被誉为亚洲的曼德拉。他在争取和推动南韩民主自由的漫长而艰苦岁月里，饱受残酷迫害和打击。他曾被判死刑，两次被流放，五十五次遭软禁，多次险遭谋杀。他的一只脚因此而永远残废。其中最危险的一次，在东京酒店被人绑走，装进麻袋并绑上一块碑石丢进大海，后幸为美国情报人员救起。可谓是九死一生。
如此深仇大恨，换了谁也不能不报。然而当他取得胜利被选为总统后，并没有对以前加害他的人打击报复，却是以德报怨，特赦了他的死敌、因贪污罪而坐牢的前总统全斗焕，以及也曾迫害过他的前总统卢泰愚。这样的宽容和度量，就不是“宰相肚里能行船”了，而是连航空母舰也能通行了。
一说起宽容，人人都能讲一通大道理。什么宽容是最大的美德，什么大海能容有容乃大，什么退一步天宽地阔，等等。若以口说为凭，则人人都是谦谦君子，天下早就太平无事了。但说是一回事，做又是另一回事。日常中，也许听到别人说你一句坏话，就跳将起来，青筋暴突，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要是打你一拳呢，则恨不得以一还十。若是别人迫害过你，夺妻之恨，杀父之仇呢？世代冤家呢？那可是势不两立、不共戴天的。
要真正宽容自己的敌人，实在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我们都是凡夫俗子，都难于有那种境界。就是领袖人物，也难于做到。例如毛泽东，他对原是战友的刘少奇、彭德怀等人的打击迫害，就令人发指。其实彭德怀也就是提了点意见，而且是正确的意见。
比较西方文化，我们确实缺少宽容和忏悔意识。这是因为西方宗教（例如天主教、基督教、东正教）都认为人有原罪，所以忏悔是必不可少的。圣经教诲人们要宽容一切人，包括宽恕自己的敌人。有些西方人的宽容，实在感人至深。几年前在美国发生一起中国留学生枪杀导师的事件（凶手隋后也自杀身亡），受害人的年老父母强忍自己的悲痛，却不断写信给凶手的双亲，安慰他们，唯恐他们承受不了这种打击。如此的宽容让人难以置信。
东方文化虽然也讲宽容，但同时也有很重的复仇情结。老庄、孔孟的学说也是主张宽容的，这从他们的著作中可以看出来。但他们这种理论不具有宗教的约束力。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复仇意识始终在我们的文化中占主导地位。“有仇不报非君子”，“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这些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话。这种意识比先贤们的宽容教诲更加深入人心。复仇意识与因果报应一起，渗透进我们文化的深层。几乎所有的民间文学、传奇故事、戏剧小说，多以报仇雪恨与因果报应为主题。并以此为终极目的。象伍子胥过关、卧薪尝胆等故事，宣扬的无非都是报仇雪恨。
这里不得不提的是，后来中国大陆的阶级斗争学说，更是一种极端的复仇主义学说。这种学说强化了我们民族的复仇意识，对几代中国人影响极大。加之传统的仁义、宽容道德的失落，国人都视“与人斗，其乐无穷”，以致一个个都有着斗鸡眼，常常是一语不合，出口就伤人。因芝麻绿豆大的事也就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更遑论对敌人宽容了。
但金大中也是东方人，韩国文化与中国文化一脉相承。这就更难能可贵了。
当然，复仇也并非全无必要。有时为了更好地申张正义、惩恶扬善，对坏人又不得不严加惩处。这也有点矛盾。宽容与惩处，一个是道德，一个是法律，这是较复杂的东西，在这篇短文中难于说得清。一般而言，在对方已放下武器，不再构成威胁的情况下，宽容就有必要。否则冤冤相报，世代成仇，就没有了结。
宽容是吹化寒冰的春风，是白鸽和橄榄枝，是化解仇恨的熔炉，是智慧中的智慧，是黄金中的黄金。“宽恕人家所不能宽恕的，是一种多么高贵的行为（莎士比亚语）！”这个世界太需要宽容和理解了，无论是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还是台湾两岸的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