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价格

在商品社会，连人的生命也是有价格的。而且也象其他商品那样，也是按质论价，并不断上下浮动的。
报载，一个中国公民在瑞士因飞机失事遇难。有关当局赔偿了一万多瑞士法郎给死者家属。死者家属不服，向瑞士法院提出上诉，因为同机遇难的瑞士公民的赔偿金额是几十万瑞士法郎，整整多出三十多倍。然而，法院经裁决后驳回死者的上诉，维持原价。原来，西方人办事认真，经他们再三核算，中国的平均生活指数是瑞士的三十九分之一（指当年）。所以认为航空公司的赔偿是公平的。
若是按这种方法推算，如果这件事发生在中国改革开放前，华人遇难者的赔偿金岂不是只能拿到几百法郎？无论如何，中国人的生命比过去值钱了，而且隋着经济的快速增长，我们的生命价值也在不断快速标升。
中国人命贱，几千年来如此。旧时灾荒年月，那些街头路边，头上插着草标的，即是卖人的。而其价钱也就象他们头上插着的草那样低贱。也许几十个铜版，甚至有时不要钱也就让人给牵走了。我们读小说《红楼梦》，看到里面众多的奴才婢女、小厮，都是买来的。饥荒年头，人命更如蚁命一样，一钱不值。就是到了现代，多年来政治运动中杀死的、自杀的人，都是分文不值，得不到赔偿的。张志新烈士死后，家属还得交付五角钱的子弹费。当然这是在那社会政治不正常的年代发生的事。
至今，在一些落后的乡村，仍有人拐卖儿童妇女。他们被当作商品转手买卖。有些农民娶老婆也是用钱买的。当然，现在的市价也看涨，起价都在几百几千不等。当然除了地区差价，也按质论价，大约美丑肥瘦价格也是不同的。
今天，中国公民在交通事故中死亡，如空难，其赔偿金额与外籍人士还是有所区别，差额也还是比较大。但如用瑞士人那种方法计算，也就基本合理了。
改革开放前，中国军队阵亡战士的抚恤金一直是人民币百元左右，说起来令人酸心。一九七九年对越战争中，在一些阵亡干部、战士的衣袋里找到的遗嘱，上面开列了家里欠债的清单，写明将他们的抚恤金用来偿还债务。其中最普遍的债务是欠生产队的“超支款”。不要以为是他们的家属从生产队透支钱用了，象现在人们透支信用卡。所谓的超支款大都是农民们经一年辛苦劳动后，所得工资不够买回自己全家的口粮，故欠下债务。而这么一点抚恤金根本无济于事。留给烈士家属的，是多么沉重的打击。
随军记者将这种情况写成材料汇报中央，当时的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元帅看到后，老泪纵横，指示立即提高阵亡将士的抚恤金。当然，因当时的国力有限，一下子也无法提高很多。但从此以后，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战士的的生命价格也不断提高了。
济南军区作家李存葆，就是根据这些素材，含着热泪不分昼夜写成了中篇小说《高山下的花环》。后又改编成话剧、电影，感动了亿万观众，轰动一时。据说这些材料本是广州军区最先得到及整理的，为此广州军区的作家们一直悔恨没有及时写出来。其实这正是李存葆的过人之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是他成功的关键。
廿一世纪的中国人，绝不会只值一万瑞士法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