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称呼你

有朋友来澳洲访问。我拨通宾馆的电话，开口就直呼其名说我找某某人。电话那头就说，你找张主任？请稍等。我这才想起，朋友是个官员，接电话的应是他的随员吧。听口气，他有点嫌我不够礼貌。
但我是不大可能开口称什么官衔的了，已经不习惯了。我回中国时，不管见到什么官员，都是老张小李三狗子的照样叫。若是碰到不相熟的官员，则称为先生。这就很有礼貌了。我想其中有些新贵内心会颇为不快。但那又怎么样？我已经是化外之民，天地人三不管了。
在这方面，觉得西方人的习俗倒是很爽快，父母、老师都可直呼其名。街上见到澳洲总理，说声“哈罗”就行了。我也曾在一个集会上与总理霍华德相遇，叫声约翰（霍华德的前名），大家握握手，感觉象朋友或邻居，绝不用称他为某某总理。他也一样很高兴，没有觉得别人不尊重他。
或有人说，称官衔是一种礼貌。但丝毫也不觉得西方人不礼貌。事实上，这是一种文化的差异。而这种差异的背后则是政治制度的差异。
中国有着悠久的封建传统。在封建社会里，等级极其森严。而称谓是等级的直接体现。在这样的政体下，称谓不当，常会招至杀身之祸。与此相关的是避讳。犯了讳，严重的也会杀头。皇帝的名字，全国上下无人敢用，连书籍都要改用别字。唐朝时，为避唐太宗李世民的讳，连观世音菩萨也改称为观音菩萨。
鲁迅先生在他的《故乡》中写到，他回乡时见到童年的好友闰土，这个穷苦农人朴通一声跪下，口称“老爷”，令鲁迅心中悲凉。这类称谓后面，隐含的可能是是自卑、恐惧、怯懦，也可能是讨好谄媚。
按说，现代社会已经没有了因称谓不当而被杀头的危险，各种法律中也没有规定要称呼领导的职务。但这种陋习依然存在，没有丝毫改变，因为官本位的体制没有变。虽然毛主席说：“我们的干部不论职务高低，都是人民勤务员。”然而这些勤务员们可不是那么容易伺候的。我们养着数以千万计的勤务员，供他们的吃、喝、住不说，光是称谓都得格外小心。见到官而不称官衔，肯定是要吃亏的。有的当场就会给你脸色看，有的背后再给你小鞋穿。你头上的官就是你的上级，你的仕途，钱景，住房，吃喝拉睡他都能管着你。称谓文化的背后，是官本位的体制，是一张巨大的网。不仅仅是习俗那么简单。
但是这种称谓也不能直来直去的，里面又还有许多弯弯绕绕的奥妙。使用不当，同样是要吃亏的。比如说，见到副职，你不能直称副职，如张副书记，你必须把副字去掉而称为张书记。如同时见到正副书记，则更要把握分寸。若是两个都称书记，则正职将极为不悦。据说办法还是有的，就是叫副职时，巧妙地将“副”字放低声音，发出轻声，让正职听不清，而副职却能感觉到你的用意。就是那些退休了的，没有了官衔的旧官员，见面时他仍喜欢你叫他原来的官衔。
还有是碰到某些容易引起误解的姓氏，也是要动脑筋处理好的。姓贾的官员，你最好不说他的姓，直呼官职。如贾省长，就免说贾而叫省长就行了。盖“贾”、“假”同音。又如姓裴的官员，也是最好免去姓，直呼官职，因“裴”、“赔”同音。
就是那些没有官衔的办事员，也不是就可随便乱叫的。当然是指那些有点权力的办事员。现在一般流行他干什么的就称他什么。如公安局的就叫李公安、张公安。税局的就叫王税务、陈税务。这虽然有点不伦不类，令人啼笑皆非，但他们听着就舒服，高兴。你要不想找麻烦，最好还是叫一声。
我是不用再去琢磨这些事了。心里很庆幸自己有这么一点称谓的自由。至少能感觉到做人的尊严。人生而平等，上帝这么说。但人能感觉到这一点颇为不易，做到这一点就更难。人类要经过多少年的奋争，才能得到这么一点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