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柳春风

在 传统中国文学作品中，很多都写到杨柳。表面看杨柳齐名，而且都是杨排在柳之前。但实际上，柳被描述被赞颂的频率远远高于杨。之所以杨柳放在一起，并将杨 排在前面，大概是由于音韵的关系，读起来顺口些，尤其在诗词中。因此，杨永远只是柳的音韵陪衬。后来，杨柳往往就只是泛指柳，没有了杨的意思。如杜甫诗， “杨柳枝枝弱，枇杷对对香。”显然，诗中的“杨柳”指的就是柳。杜诗对仗工整，杨柳对枇杷，杨柳绝不是分开的杨和柳。
事实上，柳是最为古时文人所钟爱所迷恋的一种树木，没有任何别的植物能超过她。若是古人也象现代人那样推选国树什么的，相信柳将以绝对票数当选。（虽然，梅花也是传统的偶像植物，但梅花更多的象征是花而非树。）
柳 为何被古时文人所钟情独爱？首先，柳象征春天。当漫漫寒冬过去，一丝春风不知不觉间吹来，第一个苏醒的总是柳枝上的绿芽。那黄黄的嫩嫩的米粒大小的柳眼， 很快就染绿了大地，所谓的“春风又绿江南岸’，绿的就是岸边的垂柳。春临大地，没有一种植物能象柳那样浓绿，如泼墨，如重彩浚染，把春天宣扬得沸沸扬扬， 让人如醉如痴。烟柳画桥，春光旖旎，这样的生活画面本身就是诗。
自然而然地，写春色就必写到柳，因为没有任何别的植物象柳那样直观那样强烈的象征 春天，表现春天的生命力。谈到诗歌中写柳，我们自然就想起最早的《诗经》。《诗经·小雅·采薇》篇，就有“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的名 句。至唐代，诗歌中写柳已极为普遍。“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贺知章的一首《柳枝词》，是唐诗中很有代表性 的咏柳诗。诗人赞颂大自然妙手裁剪出柳树的美，也就是春天的美。在这些诗词中，往往只以一个柳字，就点明该诗词的时令背景。如我们熟悉的王维诗《渭城 曲》，“渭城朝雨邑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即以一个柳色，又是新的柳色，写出时令。当然，因了这青青柳色，使得全诗生 意盎然。也因了这青青柳色，反衬出塞外的悲凉。
诗人们写柳树，柳枝柳叶，也写那细细小小一点不起眼的柳花（即柳絮），同样写得美极了。如李白的 《金陵酒肆留别》，“风吹柳花满店香，吴姬压酒唤客尝。……请君试问东流水，别意与之谁短长。”这吹得满店香的柳花，把春天渲染得活色生香。还有什么“自 在飞花轻似梦，无边春雨细如愁。”这飞花就是柳絮。无论李白、杜甫，王维、孟浩元、白居易，苏东坡、柳永、陆游、李清照，无一不以柳入诗词，以柳喻春天。 尤其在宋词中，柳几乎是隋处可见，可以信手拈来。这原因大概是宋时经济文化中心南移，而江南一带相比中原长安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四处遍植杨柳。再就是宋 词本身的特点，词多媚婉，特别适合表现这类题材。
人们爱柳的另一原因是柳树形态的婀娜多姿。柳是天生的尤物，天生的丽质。不管是粗壮或者古拙，挺 拔还是柔细，或是什么样子的树干，都会长出纤细柔长，垂直挂下的枝条来。枝条上则生长着小小的互生的叶片，人称为线柳垂金（春天时嫩叶呈金黄色）。轻风一 吹，柳枝就如舞动般的摆扭，表现出万种风情。以她这样优美的姿质，无论放在什么背景下，如滟潋波光的湖边，怪石峥嵘的山脚，滔滔江河的堤岸，清流小溪旁的 农舍，只要有柳，就会变得更美更妩媚，就可以入画入诗。而因为柳这些美的特质，很自然地，就被人化甚至神化了。当然无论是人化或神化都是将之女性化。因为 柳是一种阴柔的美。柳枝被用来形容女性的腰枝，好看的眉就是柳眉，多情的眼睛就是柳眼。美女走路也说成是风摆柳。病厌厌的女子就形容为弱柳扶风。这样，柳 就无可避免地受宠于文人墨客，成为诗人词人的最爱。翻开一本宋词，左看右看都有柳。奇怪的是，人们都写柳，读起来却并不觉雷同乏味，也不生厌生腻。我想， 这就是柳的魅力。一棵柳是美，一排杨柳也是美，春风杨柳万千条同样是美不胜收。
由于古人对柳的钟爱，人们还喜欢在送别时折柳相赠，以此表达深深的情意。“杨柳青青着地垂，杨花漫漫搅天飞。柳条折尽花飞尽，借问行人归不归？”（隋代诗人所作，作者不详）。这样的折柳风俗，应也是极其浪漫且充满诗意的。可惜，今人已没有那种逸情了。
古 代知识分子对柳的偏爱，本取其清雅之意。如晋时陶渊明在草庐前植柳，号五柳大夫。以柳喻其清高，不流俗。在唐诗中，李白、杜甫、王维等人写到的柳，也是自 然清新，没有什么香艳的成份。但是到了宋以后，商品经济相对发达，江南一带城市文化日趋成熟（从一幅《清明上河图》即可看到当时城市的繁华景象），苏州杭 州扬州等地，市井繁荣，娱乐消费渐成主流，社会风气萎糜。“十里春风扬州路”，西子湖上，秦淮河边，遍地杨柳，处处笙歌，青楼画舫星罗棋布。许多知识分子 都沉迷其间寻欢作乐。当时的知识分子嫖娼宿妓，并不为社会道德所不容。相反，文人雅士们相邀结伴，找几个当红歌妓饮酒赋诗填词，成为风流雅事，成为一种时 尚，一种文化。在这种背景下，产生许多吟花咏柳，风花雪月的诗词，是必然的事。“红杏香中歌舞，绿杨影里秋千”，“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 “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悻名”。这就是当时知识分子萎糜生活的写照。
从艺术的角度来看，这些诗词香艳柔美，有极高的美学欣赏价值，是中国传 统文学中的一朵奇葩，是宝贵的文学遗产。而杨柳也被高度诗化，美化，雌性化。对柳的描写，已达到文字表达的极致。但从另一角度来看，知识分子这种不问国 是，不务正业，沉迷花柳却是一种消极的，不健康的风气。这样的知识分子群体本身就已经有着柳的特质，柔弱，多情，雌性化。或者说，知识分子已经“杨柳化” 了。要知道，当时政治形势已相当严酷，南宋时半壁江山已陷入金人之手，国家民族正处于生死存亡关头。而作为民族精英的知识分子这样孱弱这样萎糜，沉迷酒 色，国家前途已不问可知。象辛弃疾那样的知识分子实在是少之又少。社会现实如此，偶尔也有人表现得较为清醒：“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 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汴州是北宋的京城，其时已经沦陷。杭州只是南宋的迁都。这样的浮华，醉生梦死，只是过眼烟云。但这种声音被浓浓的脂粉香气轻易 淹没，根本无人理会。
很快，大宋江山连同她的烟柳画桥，三秋桂子，十里荷花，还有那些香词艳舞一起陷入敌兵之手。异族的铁蹄踏碎了扬州梦，冷兵器的锋刃划破了桃花舞扇。在残暴的侵略者面前，杨柳是那样的软弱无助，诗人们的天才灵感是那样的百无一用。
这样的历史，到了明末又重演了一遍。如果说，成吉思汗兵强马壮是一代天骄，锐不可挡，那么从山海关进来的清兵，据说当时只有十几万人。这样的耻辱是什么香词艳句也抵偿不了的。如此看来，中国知识分子的沦落由来已久。
当 然，我们也没有理由将国破家亡的责任都推到知识分子身上。主要罪责应是当时的统治者。这是一种腐朽没落的政体，宋末、明末时皇帝昏庸，奸臣当道，官员贪污 腐化。而那些正直的，有心为国家民族效劳的人们则倍受打击排挤。又不能广开言路，没有言论自由，还有严酷的文字狱，知识分子可谓是报效无门。正是由于这样 的社会环境，使得读书人沦落，远离政治，沉迷酒色，醉生梦死。
但是话说回来，一种文化的形成，是群体合力的结果（自觉或不自觉的）。社会的每一分 子都承担着其中一个角色。而作为社会精英的知识分子，也是难辞其咎的。虽然，作为个人行为，他们都有这种自由，本无可指责。然而一种风气一旦形成，反过来 势必影响整个社会。我们知道，宋代的几个皇帝都喜欢文学艺术，工于丹青，善于填词赋诗，且生性风流。北宋末的皇帝赵佶（徽宗）还掺和着也去找歌妓李师师。 他自己有三宫六院，后宫佳丽三千，什么样的美色没有？这只能说是附庸风雅，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当时社会萎糜之风气。事实上宋时整个官僚体系都浸淫在这种享乐 文化之中，诗词歌赋酒色，是他们的主要生活内容。一些流传下来的艳词作者，本身就是当时的官僚们。无论如何，一个民族的知识分子群体，如果过分的沉迷物 质，耽于酒色，贪图安逸享受，没有社会责任感，无视社会的不公，于这个国家和民族都不是一件好事，只能是衰亡的前兆。
岁月悠悠，人世沧桑，一切都 已成为历史。朝代变来变去，人类生生死死。只有杨柳依旧笑春风。也许是历史反思的结果，或是人们有感于沉痛的教训，近代社会对柳的感情明显发生变化，人们 给柳加上许多贬词。对那些沉迷女色的不检行为称为寻花问柳、眠花宿柳。黄色场所被叫作花街柳巷。就连性病也称为花柳病。美丽的柳被无端端沾污了，被泼上脏 水。杨柳何罪之有？都是人类自己作的孽，到头来却把怨恨发到柳身上。这实在不公平。
我还是喜欢柳。因为柳是清白的，圣洁的。柳栽种容易，生长迅 速，不择土质条件，实在是难得的一种绿化树木。在中国我的家门口，我就亲手栽有柳。种法很简单，也就是折其一枝，插入土中就行了。只要是春天，十有八九能 成活。每当我上落台阶时，柳柔柔的枝条在人的脸上轻轻拂过，那种感觉是妙不可言的。澳洲因为干旱，杨柳不多，长得也没那么浓郁，并不引人注目。偶尔看到， 自然就使我想起江南，想起春天，也想起前人写的那些关于杨柳的诗词。作为文学作品，她们的美学价值永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