丽 走后，我终日失魂落魄。那孤独，那寂寞，真是怎一个愁字了得。本来很窄小的一个房间，突然变得空空落落。吃饭时，我常不自觉地就多拿了一双筷子。床前， 桌边，窗下，总觉得有她的身影在飘。她的音容笑貌，总在眼前晃动。晚上，更是转辗反侧，不能入睡。我开始吃安眠药。我也拚命加班，将多余的精力花在工作 上，转移注意力。
我也更加认真地照顾老人们。每当那些思念丽的老人向我打听丽，我就生出歉疚感，觉得丽欠下的人情要由我来偿还，我只能以加倍的工作来报偿，也以此来寄托我对丽的思念。
我也在思考我的前途，我的事业。但我一时难于解脱。我必须承受这种感情的煎熬，我把自己投进了相思的炼狱。
这 个时候，麦克和简是我唯一能倾心而谈的朋友。我有时就象祥林嫂那样跟他们唠叨，讲述有关丽的一切。他们也在怀念丽，总是向我打听她的消息。他们说，一个 那么好的人，怎么说走就走了，连踪影也没有。他们说这种话让我很沮丧，有种不祥的感觉。但我相信她会过得更好，她会在事业上成功的。
可是过了不多久，麦克也报考了医学院，他和简双双离开了老人院。我更加是形单影只，加倍的思念丽。下班后，我无比的孤独，常一个人在花前月下徘徊，如一个孤魂野鬼，又象汨罗江边行吟的屈子。
我一直盼望丽写信来。一天又一天，我早早到值班室等信，但一回又一回地落空。于是我知道她再不会理我。也许她是对的，只有彻底忘记过去，忘掉这一段生活，才是最理智的选择。
这一生，我也许只能在梦中与她相见了。
又过了不久，我的工作也出了事。人在倒霉的时候，喝凉水也碜牙。传说中，早年的姜太公连卖盐都生虫子。
事情就出在我的好朋友科汉先生身上。
我 只是偶尔才到科汉先生这个护理区加班。科汉先生是个有教养的长者，我对他很尊重。他也特别喜欢我，或者说是喜欢我的服务。这样，我们就成了忘年交。上班 时，我们可以边干活边聊天，比如说，洗澡时就是极好的聊天机会。当我给他打上肥皂，水龙头象浇花那样洒着温水，我就开始轻轻地帮他搓澡。此时两个人就天南 地北聊起来。谈得最多的是中国文化，因为他对中国文化了解很多，知道孔子、老子，什么阴阳、八卦也懂一点。
但正是因为懂一点，又不全懂，似懂非懂，他就需要我这个比他稍懂的“老师”。我自然当仁不让，乘机向他大讲中国文化，让他听得一愣一愣的。事实上我也并非都懂。
这一天，我又是加班来到了科汉先生这个护理区。进入他的房间，开始工作。却发现他不象以前那样高兴，似乎也懒得开口说话。原来他的咽喉发炎了。
他张口让我看了看，只见他的喉咙又红又肿。他嘴里发出一些难辨的声音，又用手势连比带划，我总算听清楚了。他说这是老毛病了，发作过很多次，每次都要持续很长时间，任何药物都不起作用，最后都是让它自己慢慢好起来。
“但是，这一次，也许就不会再好了。”他悲哀地说，“人老了，抵抗力就没有了。孩子，这是没有办法的事……”他说不下去了。
“会好的，一切都会好的！”我连忙安慰他。
“我知道怎么回事的。我也该去会我老伴了……她一定很孤独。”他流出了眼泪，泪水顺着脸上的沟沟壑壑流下来。我转过脸去。我最不忍心看见老人哭。
但就在此时，我想起来，有一种中药对咽喉病是很管用的。能不能叫他试试？我于是试探着问：“你相信中药吗？我知道有一种中药对你的病有作用。如果你愿意的话……”
他抬头望了我一眼，有点迟疑。我知道许多西方人尽管讲起东方文化来头头是道，但真正要让他试一下中药时，就象叶公好龙，表示出怀疑的态度。看来科汉先生也是这样一个叶公。
“这药没有什么副作用。我是说，没有任何危险的，如果你想试一试……”我真希望他能接受我的建议。这有点象引鱼上钩，但我完全出于好意。中国人把治病救人看作是莫大的功德。
我 继续向他解释，其实许多西方人对中药缺乏真正的了解。对那些久治不愈的疾病，慢性病，中药具有意想不到的功效。我将一些报纸上看到的、听到的中药治病奇 迹给他讲了一遍。其中最近一篇报道，说的是某个澳洲商人在旅行途中得了急病，又吐又泄，医院无法治好。后来有同行的华人给他服食一罐“霍香正气丸”，居然 立时止住了。这是在澳洲英文报纸上登载的，不由他不信。
他终于点了点头。我知道，与其说是他对中药信任，还不如说是相信了我。他有那么点难却我的好意的样子。
我于是抽空跑回宿舍，拿来一瓶中成药“候风散”。这是一种药粉，使用起来很方便。
科汉先生看着我手拿的药瓶，眼光仍带着怀疑，但他还是顺从地张大了嘴巴。我捏住药瓶轻轻一按，药粉就借助空气压力喷进了他的喉咙。整个过程也就只有一秒钟。这药是有苦味的，科汉先生皱了皱眉头。
此时有人推门进来，我一看，是史蒂文。他今天也在这个护理区值班。他对我笑了笑，笑得很勉强，只是脸上的肌肉牵动了一下。他与我见面时从来就如此。因为丽的缘故，他始终对我不能释怀。
科汉先生见他进来，把一只手指放在嘴唇，轻轻“嘘”了一声，示意史蒂文不要声张。老人院里有规定，除了医生、护士，任何人不得私自给老人用药。
史蒂文什么也没有说，匆匆推了一部洗澡用的轮椅就出去了。那是上一班的护理员粗心多留了一部在这里的。
过了一会，科汉先生喉咙里呼呼发出声响，他起身吐了几口浓痰。我看到他的脸舒展开来，喜形于色。他又清了清喉咙，对我说：“这下感觉好多了！又清凉又舒服！”
我也高兴极了。为他的康复，也为我们的中药。他要我将药瓶留下，他要继续使用。又打开他的抽屉，拿出五十元，给我当小费。我现在对小费已是来者不拒，再不会扭扭捏捏的了。
两天后，当我再次见到科汉先生时，他的喉咙已经完全好了。他再三的感谢我，并对中药极口称赞：“太奇妙了，简直不可思毅！”
这件事我很快就完全忘记了。
但忘记了，不等于就没有事了。
约莫过了一个月。这天下午，我正在上班。值班护士突然来找我，说院长要我马上去见他。
院长突然在上班时突然约见我，这是极不寻常的事。会是什么事呢？我一路走一路猜测。提拔我？没有可能，我不懂医，也没有这种文凭。加工资？也不可能，这不用她亲自找我说。我实在想不出来，只顾闷头往院长办公室走去。
当我走进院长办公室，只见院长坐在她的办公桌后面，正在等着我。她的表情严肃，脸上阴冷冷的，全没有了以前那种职业性的微笑。我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但仍不知道是为什么。
还没等我坐下，她劈头就问：“你知道科汉先生病了吗？”
“不知道。”我答。我确实不知道。
“什么病？要不要紧？”我也急了，我为科汉先生担心。
“心脏病。正在医院抢救。”院长回答。然后，她象审问犯人那样，她开始盘问我：“你最近给科汉先生服用过什么药品？”
她的眼睛瞪着我，一动也不动，好象是看我老不老实回答。
这时，我一眼看见了摆在她办公桌子上的一瓶“喉风散”，我心里顿时什么都明白了，张开口，半天说不出话来。
她见我不说话，以为我想抵赖，再一次问我：“这瓶药是不是你的？”
“是的，但是……”
她打断了我的话，一字一板地说：“有人可以证明这是你给科汉先生的药！”
事情很明显，是史蒂文这小子告的密！他在报我的一箭之仇。他也太卑鄙了！这个小人。
我反而冷静下来了。理清了思路，不就是好心给科汉先生用了点药吗？
我尽可能平静地向院长解释，说明这种药没有任何副作用，不会引发心脏病。而且时间也不对，我是在一个月之前给他用的药。但科汉先生是在几天前发病的。
然而，无论怎样解释也已无济于事。我的解释更象是火上浇油，院长火气越来越大。她从柜台上抽出一纸文件，摔到我面前：“看看吧，院里是有规定的，任何人不得私自给老人们使用药物。你进来时有学过这文件的。”
她越说越生气：“现在不能排除是你的药物引发他的心脏病。我们要将这些药物送去化验，待结果出来再说。不过可以告诉你，你可能要负法律责任，就是说，我们也许会起诉你。”
末了，她又补充一句：“至于你是几时用的药，这个并不重要。许多药物可以存留人体很长时间。有些病毒在人体内的潜伏期可以是几十年!对医学上的事，连我也不是完全都懂。”
我知道是有理也说不清了。再争论下去已经毫无意义。
什么叫负法律责任？不就是坐牢吗？我真想对她念一句某个“革命先烈”的诗句：我愿把这牢底坐穿！经过这一年来的生活磨炼，我的感觉是，我什么也不怕了。我不就是帮了科汉先生一点忙吗？事情再大，也不至有死罪。
我被告知暂时停止工作。我的心里并不紧张，我相信事情会弄清楚的。但我感到很悲哀。在科学如此昌明的时代，人们对东方的医药还如此偏见。居然连这么简单的 是非也分不清。我意识到，我不能坐着等待事情的结果，我也应该主动做点工作，仅仅为了中医药的声誉，我也要弄清这事。
于是我四出活动，找到澳洲的中医药协会和各种相关组织，向他们说明事情经过，争取得到他们的帮助。没想到他们也非常重视此事，因为近来不断出现传媒对中医药的负面报道，一件小小事故也会引起轩然大波，严重影响中医药的声誉。
他们告诉我，这种药品是经过澳洲有关部门检验进口的，其成分不会对心脏有任何影响。中医药协会还将与科汉先生留医的王子医院直接交涉。
这样，我的心里更踏实了。
虽然我做足了各种思想准备，但事情的发展比意料的要简单得多。
科 汉先生在天堂门口转了一圈，又回到人间。他很快便康复了。当他得知了我的事，不顾病体虚弱，就在医院中给老人院院长挂了电话，说明他的病与使用中药无 关。他说使用中药是他自己的决定，与别人无关。而且，他确定这些中药是好东西，正是中药治好了他的咽喉炎。他重申他今后保留使用中药的权利。
一切都烟消云散。就象做了一场滑稽的梦。
院长通知我恢复工作。并向我致了歉。
然而我已意识到，这种生活该结束了。我象一条冬天里蛰伏着的虫，已被春雷震醒，又将开始全新的生活。我心灵中潜藏着的不安分的东西开始复苏了。朦胧中，我 感到这是命运的呼唤。生命过程在有节奏地运行、变换，一个阶段完结了，另一个阶段接着而来，就象电脑的程序编码。
但是，我该向何处去？连我自己也不知道。总之，我得离开这里了。
我去向老人们辞行，一个个的告别。老人们有着说不完的话，流不尽的眼泪，他们表示与我难分难舍。而我也为之深深感动，没有想到这场面如此悲壮。至少这是对我一年来付出劳动的肯定。所幸的是，科汉先生仍在医院没有回来，否则，我实在没有勇气向他道别。
这天晚上，我仔细地收拾行李，一包包扎好，将所有关于这段生活的记忆，辛酸和幸福，一起包扎进去。
就在此时，电话铃响了。我放下手中的活，拿起话筒。
这是一个久未联系的朋友。他说，他是几经转折才得到我的电话号码的。
朋友在电话里告诉我，他在筹办一份华文报纸，想请我出山帮忙。
“你一定得答应我！”电话里朋友的声音很焦急，“技术问题，资金问题都已解决。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就等你来帮忙组织一个编辑班底了。你知道，我找得你好苦！谁也想不到你会钻进老人院里了！你这是怎么回事？”
我当即答应了他。为什么不？我已经正式辞了工，正考虑如何找工呢。这简直就是雪中送炭了。
我心里有点振奋，有种战将重返战场的冲动。我早就将重操旧业。蛟龙入海，虎上青山，人尽其才，是为天道。当然，我也明白，这是一种新的挑战。在海外办一张中文报纸，同样困难重重，道路崎岖，荆棘丛生。但男人要的就是这种挑战。
这又是一个春天。与刚来时一样，绿草如茵，姹紫嫣红，蜂蝶纷飞，柳枝摆舞。我回过头再看一眼这阿房宫似的建筑，看着这如同仙境般的福地，突然有种依依不舍的感觉。眼睛有点酸涩，又一次潮湿了。
几年后，我带着妻子儿女重访这间老人院。布罗尼亚帕克美景依旧。
令 我失望的是，几乎所有我认识的老人，包括科汉先生，都已辞世了。他们有的也许进入了天国，有的也许下了地狱。岁月悠悠，天长地久，那些老人们都隋着时间 流逝了。善的，恶的，美的，丑的，概莫能外，都连同他们的肉体一起消亡了。这是自然规律。留下的，只是他们的假牙之类的东西。
我与那些新来的，素不相识的老人们点头问好。他们或拄着拐杖，或坐着轮椅，微笑着，彬彬有礼，平和而安祥。
突然，从走廊的拐角处走出一辆自动轮椅车。一个熟悉的身影蜷伏在轮椅车上。
“温那先生！”我马上认出了他。该死的不死，不该死的死了。我心里想。
温那先生已失去了往时的绅士风度，佝偻着背，显得干瘦而老迈，脸上布满老人斑，一坨一坨的，如爬满了苍蝇，眼睛则深深地陷下去。我生出怜悯之心，上前握住他的手。
他依稀记得我，却叫不出名字。他叫我女儿近前，轻轻地在她的小手上吻了一下。女儿惊恐地退缩着。
我突然觉得，他也是个慈善的老者。我一下子原谅了他。愿上帝保佑他！
我也去看了职工宿舍。里面静悄悄的。当年的留学生们早已全部离开了老人院，当地职工一般都不愿住在这里。宿舍大半都空着，安静得有点寂寞，有点荒凉。有的门框上挂着蜘蛛网，空气中有种霉味。
我本能地敲了敲十八号的门，那是当年我和丽住过的房子。
没想到门呀一声开了。
“什么事？”一个中年男人的头伸了出来。
我连忙说对不起，敲错了。聊了几句，知道他是从波西尼亚来的难民。
我想起当年这里欢声笑语，甜甜蜜蜜的景象，心头一紧，突然就生出物是人非的苍凉感。
“漏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柳枯杨，曾为歌舞场……”人世沧桑如此。
恍恍惚惚间，似乎看到一个身影在走廊上飘了过去，很象是丽。再一看，什么也没有了。当然这只是一种幻觉。
过去了的就过去了。生活历来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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